严绍璗 |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在世界文明史上，人文学术界普遍认为，在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是以古老的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作为标记，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加入其他文明区，但是四大文明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最有把握的事项。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步和发展有两个基本的研究不能忽略，否则文明史的研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第一个问题，全球人类文明的起源起始的脚步是从北非、亚洲逐步迈向世界，而北非文明又逐步被亚洲文明蜕变，可以说认识亚洲文明和亚洲文化的价值在全球文明史和文化史的表述中应该有第一位的意义。
这里我要顺便表述关于文明和文化的内涵意义的认知问题。据我国先秦经典文献《易经》的表述，“文明以止，人文也”。（《易·贲·彖》）人文使用的止，就是停止的止，这个止经常使人望文生义的解释，把这一命题解释为文明停止的地方就是文化，这是大谬。停止的止在上古汉字是象形字，它表现的形态就是骄子的形态，后代用骄子的子加一个字作为偏旁，成为形声字。我国先秦文献中用骄子的子表现的意思，都是汉字的本字，都是汉字中阻止的止，是上古汉文的脚跟的意思，不是停止。《易经》说的“文明以止”，意思是文明的脚跟，就是文明的基础，文明的根基，就是人文。这个表述如果用当代的学术语言描述，大概可以说，他认为文明是文化的外在表现，是文化的具象，而文化是文明的内涵，就是文明的根基，文明与文化互为标底，组成特定时空中的社会生态状况。文化又是什么？我想现在社会上谈论文化是高度的热烈，高度的泛化。很多年前我参加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编写世界文化史举行的一次三天座谈会，会上发出的材料是世界著名学者们关于文化、文明范畴界定，我印象中有170多种，很厚的一大本，当然都是学者们的智慧。但是我自己感觉，没有一位像中国《易经》那样只用七个汉字，就把范畴定义得如此精确，至今散发着学术的理性价值。只是需要解释一下，它的人文就是今天所说的文化，就是文明的基础在于文化，它的人文说的意义比较局限。
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谈论的文化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基本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如《易经》说的理义也，指的是人作为生物界的一个类型，他之所以和一切生物相区别，因为他具有基本的伦理价值观念，这是他区别于一切事物的特点。二是他在几千年前，我们今天认识到文化第二个层面的艺术，作为这样的人具有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对他生存的社会形态，包括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具有提升和改造的想象能力，这种人类的对生存形态的想象力，构成文化的第二个层面要素。三是在于当他具有想象力的时候，人和人的群体具有把他的主体意识客体化的能力，就是他们经过无比的劳动和创造，终于实现自己主体意识，使主体客体化。我个人认为我们经常讲文化，它的本质含义就在于文化是人类特定时空中伦理价值观念的表现，是特定时空中人类想象力的表现，是特定时空中人类创造能力的表现。《易经》表述的是文化表述的第一个层面，它的层面表述是准确的，《易经》表述的关于文化和文明的关系至今仍然是具有价值的。因为它告诉我们研究文明，必须把握文明内涵的文化观念。
第二个意义在于，在上述古老的世界四大文明发展中，从内涵的价值观念到外在的表现形式，中华文明自上古至现在都是一以贯之的。并且在亚洲东部，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的东部，形成了东亚古代文明共同体。而其他的三个文明形态相继发生变异、中断，而演化成另一个文明形态。文明史和文化史，关于中华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在亚洲文明和文化研究中具有基础性的价值。中华文明具有六千年发展历史，也有学者主张，中华文明的发展有七千年、八千年的，也有一万年的，我认为还是六千年比较适度。我个人十分关注的是，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不断，没有中断，形成内核强大，而外延非常丰富的文明形态，它一定与适合这个文明内部的一种强大的生命力联结在一起。我们要问，中华文明这种内在的生命力到底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一个研究者的能力是绝对不够的，是很有限的。我仅仅以自己的思考，从四个层面解释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特征，向各位请教。
中华文明生命力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不是一种单亲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综合体，这个“源”就是“源头”的源。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或文化的源头，现在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图谱：传说图谱，文献图谱和考古图谱。传说图谱是以炎黄文明起源说为核心，这是世代相传的说法，但是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黄帝，也没有找到炎帝。但是作为一种传说，在文化史学上有当然的价值，它是由久远的传说构成的族群起源的图谱。从先秦以来的史书，归纳出远古时代早期人种融合的状态：黄帝和炎帝活动在今天河北的逐鹿一带，黄帝带着熊、虎、狼、豹这些凶猛的动物，炎帝指挥雷公等自然现象进行会战，黄帝如何带领这样凶猛的熊、虎、豹，炎帝又怎样指挥狂风骤雨、雷电的现象与黄帝对阵。文明史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氏族族群的图腾象征，其结果无论胜败归谁，都可理解为中国远古文明史中诸多人种融合的状态。族群融合通过战争实现，是文明史上普遍的状态，人种的融合就是文明的契合和相应的文化调和。站在图谱的立场上，我们把炎黄作为我们文明的源头，可以认定这个源头是多个族群混合而成的文明体，不是单亲文明体。
第二个图谱就是文献图谱，文献图谱是关于商朝和周朝的血缘相异说。中国上古的记载，有考古为支柱。中国王朝政治的起源可以以商朝和周朝作为源头，根据《诗经》的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天是自然崇拜的天。《史记·殷本纪》有一个补充说明：殷商最早的老母亲叫做简狄，她与一些女孩子在河边洗澡的时候，捡到一个大鸟生的蛋。她偷吃了这个蛋，就有孕生了商最早的祖先契。根据这样的记载可以证明，商族是鸟崇拜的族群。关于继承商朝的周族《诗经》同样记载：在最渺茫的土地，世上有一个女性叫姜嫄。她走路的时候踩到一个巨大无比的脚印，于是怀孕生了后稷。后稷就是周氏族的祖先，他们肯定不崇拜鸟图腾，也就是说，与商没有血缘关系。这个巨大的足迹可能来自一个巨大的动物。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这个巨大的足迹可能是大熊，也有的先生说可能是大狗，各种各样的先生用各种各样的材料进行论证。由此可以说明，中国最古老的两个王朝是由血缘完全不相同的大部落联盟组成的，组成以后他们的文化是相互传承的。殷的文化是以敬天祭祖为核心，周人的文化提升为敬天保民流传下来，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源头。
第三个图谱是考古图谱。黄河长江文明的考古材料在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中具有最权威的价值。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取得巨大的成就，最主要的是从1921年开始我们研究黄河流域发现的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仰韶文化，半坡文明等。沿着黄河流域发现的文明，一直到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都证明古代在黄河流域有文明体系，我们称之为黄河文明。黄河文明被充分肯定，我们很多人把黄河文明看成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被称之为母亲河。20世纪50年代沿着长江流域我们逐渐发现新石器文化。20世纪80年代，浙江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发现，证明长江流域也存在着和黄河流域年代相符的文明系统。这两个文明系统有互相呼应的痕迹，参与这些文明创造的人群可能是多元的。浙江河姆渡文化被称之为东夷人的主体文明，三星堆文明应该有羌族人、彝族人的祖先参与。上世纪80年代黄河-长江文明史研究的普遍共识认为，中华文明以考古作为依据，应该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共同组成的文明核心体系，推展到珠江流域和云贵地区。上述三个图谱证明了中华民族有一个内在的生存机制。这个文明的合成不是单一的，不是单一文明，而是一种多源头的族群共创的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有的古老文明的消失、变异，其原因就是起源的时候只是单一族群的文明，显得相对衰弱，没有多元文明产生的多元优势。这种多元优势在内部聚合成充分的生命力，这是中华生命力的第一个特征。
河姆渡文明遗物——黑陶猪纹钵
中华文明生命力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从它生存时代的开始，就存在着内部很活跃的筛选机制，有自我反省，自我淘汰，自我创建的机制。中华文明是多层面的，有相当大的丰厚性，但是多层面的丰厚性并没有造成它的凝固性。我们假如以公元前841年周朝公元年算起，中华文明内在的基础和中华文化，在它将近三千年，或更长的时代，一直处于新陈代谢的动态中。这种新陈代谢的动态就造成了文明有一种不朽的生命力，一种文明形态，一种精神形态。如果没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或自我调节的能力不足，就难以应付实际的生存形态的变化。凝固的思想形态，凝固的文明形态就会在运行过程中产生我们称之为文化自我中毒现象。某些古老文明的中断，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自我调节机制衰弱，不能适应总体生存环境的变异而被淘汰。中华文化有体系性的调节机制是大家知道的，这可以解析为三大层面的理论创新。此即以儒家为首创导的“敬德保民，和合克己”，以墨家为首创导的“兼爱非攻，止戈为武”，以法家和道家为首创导的“阴阳相生，自强不息”，从而为中华民族奠定了以社会人事为核心与社会多元变革相适应的新的生活理念和运筹万事的操作基础。在每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特定的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中，中华文化都能够在相应的变革后，对精神架构做自我调整。我们以儒家为例，中国思想史上，从孔子的古典儒学，发展为汉唐儒学，14世纪以后发展为宋明理学，17世纪发展为朴学，一直到近代社会，儒学每一次自我变动都是自我筛选和自我阐释。中华文化总是在寻求特定的协调性，并争取主动性，从而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价值。
第三个特征在于，中华文明对于当时非华夏族的所谓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能力，具有一种化解能力。世界文明史中的某些古老文明都是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消失变形的，如埃及文明变成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文明缕缕遭受不在华夏族之内的族群攻击，春秋时代开始，2500年文明史，有1000年一直遭受外来文明的沉重打击，而且主体政权有时掌握在外来文明手中，但是中华文明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摧毁，而是以新的形式出现。唐以后有五代十国，宋之后有辽、元，明之后有满族，中华民族仍然能够保持自身的本体精神。刚才几位先生说，中华文化有和而不同的文化基础，吸纳并融合了这些文化到自己的本体文化中。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吸纳和包容的能力。举一个例子，中华文化是亚洲地区，我相信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全面接纳世界三大宗教的一个族群文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他们初创时期就已经在中国流传，佛教、基督教是经过中国才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伊斯兰教也是经由中国福建泉州地区到达南洋和太平洋其他地区的。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借用成吉思汗的口吻，对被捕的宋代官员说，不是我们打败了你们，是你们征服了我们。伏尔泰说蒙古人在武力上征服了华夏人，但是华夏人在精神上征服了蒙古人。军事上外来民族战胜了当年的华夏民族，在精神上华夏民族却战胜了外来民族。
第四个特征，中华文明不是一个内向的文明系统，而是外向的文明系统，是以它文明里的实际力量不断向周围发散自己文明的力量，具有很好的文明亲和力。中华文明本体与某些内向的文明之排异性和排他性不同，它善于吸纳多元的文明成果来壮大自己。中国从汉代开始，就打通了向西域发展的通道，就是张骞出使西域。此外还向东开辟海上航道，持续了大概2000年。中华文明坚韧不拔，中国人致力于打通不同的文明通道。也是汉代，在中国的王朝政体中专门设置了与边疆之外联络的朝政机构和主政长官，按照我们现在政府的机构来说，汉代在公元3世纪，朝廷就已经设立了译官令、九译令，就是今天说的外事翻译官，这是世界文明史上较早的外事翻译官，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外交官员。早在三国时代的魏国就有典客吏，晋朝也有典客吏，隋唐两代设立了典客署，这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外交部。公元7世纪初期中国就专门设有和境外联络的官署典客署，典客署的署长是典客吏，这是中华文化中最早的外交部长。宋朝有引进使和四方馆使，辽、金、元三代由华夏族群之外的非汉族建立，但他们仍然处于中华文明本体之内，也分别设立四方馆使、引进使。明代建立了四夷馆和会同馆，清代继承了四夷馆，并改名四译馆，后与会同馆合并，取名会同四译馆，从而为中国了解世界架起了认知的桥梁。这表明华夏民族、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逐步建立起自己认知和接纳周边世界的意识。这里的世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文明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对周边世界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中外有一些研究者长期以来认为，中华文化是一个封闭的文化，他们没有把文化本体的价值意义和在特定时空中文化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从其本质上说，从中华文化史的总体考量，中华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它具有容纳和包容的能力。
中华文化的起源发展历时6000余年，蕴含着生命的基础性基因，它努力发展，终于在人类的文明发展中成为强大的有价值的存在。思考其内在的生命力的特征，我们一定能够把它转化为当代、未来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新的历史动力。
严绍璗
1940年生于上海市。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1998一2014)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8一2014)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2000一2004)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2010—2018）、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日本京都大学、佛教大学、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先后获得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多次）、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APPA）学术类图书金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五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10年获日本第二十三届“山片蟠桃奖”，2015年获首届 “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2016年获首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等。
本文选自：
《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
严绍璗、刘渤 著
ISBN: 9787301265741，定价：58.00元
本书主要记述中国与其近邻日本和朝鲜的文化交流，从中国上古文献中关于古代日本、朝鲜的发现的记载说起，继而介绍中国古代思想哲学的东传，中国儒学、佛学在日本和朝鲜的传播，中日、中朝文学相互会合而产生的成果以及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的不同渠道和不同方式。本书也介绍了日本和朝鲜各历史时期的文化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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